大年初一，一艘旅游游轮航行在平静的海面上，但船上的居琰内心却波涛汹涌。
国内软件行业龙头，软件收入过百亿的中软国际董事长陈宇红在微信上问居琰：“疫情这事儿可能真的有点严重，我们能做些什么？”尽管此时的疫情还远未到最严峻的阶段，但正在休假的居琰同样感觉到强烈的不安。就在游轮上，支援计划敲定。
1月27日，作为全国第一批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提供援助的企业，中软国际正式宣布向武汉市政府捐款1000万元；中软国际旗下的软件生态云平台“解放号”则启动“神兵计划”、推出“战疫优选”等举措。
随着疫情形势的逐步变化，身为解放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中软国际高级副总裁的居琰感觉担子越发沉重。此时，IT众包模式起家的“解放号”已是链接中国IT行业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其全球注册用户达44w+，注册企业5.9w+，覆盖400多个城市及区县，发包额度近55亿。
他也更加坚定：一定要发挥软件的力量，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这一次，“解放号”再度吹响。
厅级干部“下海”
3年前，居琰可能难以想象自己在海上紧急参与制定一份企业抗疫计划的场景。
2017年，他任职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两次选择后，浪潮将他推至这里。
博士毕业于重庆大学的居琰，担任过重庆市学联主席。2003年毕业后，他进入《电脑报》工作，任职知识经济杂志社广告总监，待遇优渥。
彼时，重庆准备大力发展软件产业，政府对外选聘软件处处长职位。
怀着一点家国情怀，希望推动重庆软件业发展，居琰选择应聘。凭借工科博士出身，专业对口且工作能力强，他被免考成为公务员。
在政府体系，居琰工作了15年，他从软件条口干起，历任信产局信息化处长、经信委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长，也做过云计算方向的国有企业总经理，最终沿着专业技术管理岗的路线，直至厅级干部。
期间，居琰负责编写了全国首个大数据行动计划、全国首个离岸云计算实验区方案，参与建设了全国首个农村信息化实验区、重庆两化融合试验区等。
当大家以为他会同多数人一样，在体制内工作到底，居琰却迎来了职业生涯第二次重要的选择。
行业领先的全球化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中软国际”抛来了橄榄枝，类似15年前的问题再次摆在了居琰面前。
多年来，居琰在跟中软国际的接触过程中对其价值其实十分认可。最终，又一个砝码落下：其旗下软件新业态“解放号”的总部即将落户在居琰的老家江苏。
做政府权力部门的技术官员，在居琰看来一直也相当于创业，不过与其谈参与了多少具体项目，不如说形成了一个未来二十年如何发展的世界观。
“解放号”让他心动了。
况且太多人只想着浮上去，但是永远需要有人沉下来。
人生来到下半场，居琰决定，“下海”，换个赛道！
2018年，居琰加入中软国际，任职高级副总裁，开始负责“解放号”的相关工作。
吹响解放IT生产力的号角
2018年1月，南京市政府与中软国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软国际解放号总部项目落户中国（南京）软件谷。
彼时，对于营收破百亿，已是国内软件巨头的中软国际而言，“解放号”承载着其跻身千亿“世界级”软件企业的梦想。
中软国际董事长陈宇红认为，如果说数十年前的互联网市场朝中国人吹起了“集结号”，“解放号”就将吹响解放IT生产力的号角。
“解放号”究竟是什么？
简单来说，“解放号”是以IT软件众包平台的模式为起点，延伸至政府和企业数字转型等领域 ，核心任务是解决软件开发过程中的资源错配问题。
2014年10月，中软国际在阿里云大会上首次推出IT众包平台—— “解放号”。188天公测后，于2015年6月19日正式商用。
居琰坦言，“解放号”的诞生与IT和软件服务行业面临的困局直接相关。
“解放号”诞生时，共享经济的概念还没焐热，但是供需两端的严重不平衡已经在中软国际庞大的公司架构中体现出来。
中软国际董事长陈宇红曾讲述一组数据：2003年，中软国际的员工在200人左右，服务性收入在5000万上下；而到2015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至2到3万人，服务型收入增至50亿，但效率并没有得到同步提升。
“跟打车一样，服务需求有波峰波谷。波峰一来，人不够，波谷一来，人多了”，居琰表示很多大的IT企业在波谷时期都会有至少10%的效率浪费。
中软国际便想到使用“云+众包”的方式，将部分闲置程序员的的力量运用起来，提升效率。
另一方面，互联网对传统领域大刀阔斧地改造，直接结果就是软件服务需求的迅速膨胀，但这种需求是非常零碎的、不确定的，层出不穷的。
“原来一个大软件做半年、一年半很正常，但是现在软件的迭代周期已经缩减到了几周甚至几天，当这种需求大量出现，传统的大型软件服务体系就无法应对了。”
内部存在大量的冗余效率，而外部又有层出不穷的市场需求，当内生矛盾遭遇外生需求，“解放号”这一对接两端的平台便应运而生。
居琰详细介绍，“解放号”的定位就是中软国际打造的国内专注于软件定制领域，专业的服务政企数字转型的软件生态云平台。
他补充：“‘解放号’的全部概念，可能比这要更复杂些。”
以复用人的形式复用代码
居琰负责“解放号”业务时，它已经度过几次“劫波”，成长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系统。
2015年正式商用后，“解放号”曾面临不少难题：比如作为平台，如何把控供需两方的信誉度。
解放号运营之初，对于信誉度的理解更多是“准时”：以“快”为目标，讲求72小时给客户找到接包方。但最后发现，客户最关心的是接包方能否解决需求，靠不靠谱。
建立信用体系就成为了平台服务的重中之重。
为了保证“信”，解放号设立管理人员专门做资质和项目的相关审核，比如对入驻信息资质的审核；也陆续推出代码自动检测服务等服务，推出了开发协作云服务，帮助需求方、开发服务方沟通；还设计平台工具，可快速实现进度确认、原型检查、代码管理、代码质量检查以及项目风险预警等。
解决这些问题后，解放号作为IT服务众包平台对定制软件供需两端最直观的价值是：一、帮助大量企业完成软件技术支撑，用更少的钱实现更多的需求；二、充分利用软件企业闲置程序员资源，提高效益。
最大的成长优势是定制软件开源，以复用人的形式复用代码，提升效率。
居琰举例：“比如A医院做了一套智能服务流程系统，B医院也要做，但有个性需求。这就可以在‘解放号’通过标签匹配，找到做过类似项目的工程师。对于工程师，只需修改部分功能。对于医院，可以用更少的钱，更短的时间内做成系统。效率比重新开发要高得多。”
这阶段，“解放号”也在进行更多的尝试：面向政府，推出“云上软件园”，实现区域软件企业的线上运营和软件工程赋能；面向企业，推出“发包管家”和“外包管家”等SaaS软件服务包，提供软件需求确定、估价、软件采购及软件过程管理等服务。
自2015年6月正式商用至2018年1月总部落地南京，平台入驻近35万优质开发工程师、1.5万家供应商，累计发包金额超过25亿元。
彼时，中软国际董事长陈宇红思路清晰：“现在依然还在价值聚集阶段，如果你不能聚集价值，谈再多商业模式也没意义。‘解放号’没有外部投资，我们不用跟别人讲故事，只要扎扎实实往前做就行了，等到真正实现价值聚集，卖什么都是门好生意。”
时间节点来到居琰接手“解放号”，他面对的正是核心问题：找到那门生意。
居琰坦言，直至今日，“解放号”的定位和商业模式依然在不断摸索、调整，“盈利模式尝试过扣点抽佣提成、会员制，甚至免费，但调整增值服务比重。”
如果大致描述“解放号”发展方向的衍变，他认为会是共享经济的众包平台——生态平台——产业互联网平台。
但在递进的阶段中，居琰认为：“‘解放号’最重大的变化是总部落地南京后产生的。”
投入超10亿，“云集”改革力量
从居琰的角度而言，“解放号”天然适合落地南京与软件谷。
“中国软件名城中，南京是以定制软件为核心，软件谷则是这批企业的集聚地。”
他介绍，深圳集聚着大量嵌入式软件企业，北京的系统集成和金融服务软件企业居多，南京则是定制软件、应用软件重镇。而“解放号”某种意义上是面向定制软件，定位相吻合。
之所以两个月迅速敲定总部落地在软件谷，“对解放号价值的认同是我们看重的最大原因”。
居琰坦诚地解释：给予多少补贴支持不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是彼此都对行业了解程度很深，理念接近，“最怕外行领导内行”。
总部落地南京后，解放号推出了在南京打造的第一个核心解决方案——“云集”项目。
身为曾经的政府领导，居琰敏锐地发现政府构建现代治理体系时，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难题：政府采购的软件难以量化优劣，无法知晓性价比，缺乏数字监理等。
“云集”正是利用“互联网+”思维，打造覆盖政府信息化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服务平台。“解放号”通过代码大数据给国内软件企业精准“画像”：软件值多少钱、质量如何、软件代码中存在哪些潜在漏洞等都将给出参考标准。
居琰表示，为“云集”改革的力量，已累计投入超过10亿元，可谓“不计成本”。“平台上发包的软件采购项目，中软国际都能做得了”，但解放号的初心，就是要打造一个完全透明公开的互联网+软件交易平台。
“云集”的创新探索，得到政府部门的热切回应。2018年9月，南京市财政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在全市推行“互联网+软件交易服务平台”新模式，实现信息化项目集约化建管。
在南京的成功，则让解放号“云集”陆续在全国11个重点软件城市铺开。有了“云集”，居琰认为政府未来的数字转型需求都能在一朵“云”上集中和释放。
“解放号”生态平台已见端倪。
做软件行业的产业互联网平台
但居琰有更长远的思考，平台还应该考虑不同阶段的生态演进。面向未来，“解放号”怎么定义自己的身份？
“软件开发在很多年前是新业态，但你要考虑到，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它也有可能会逐渐变成落后产能。”
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竞争走向深水区，软件行业“大平台、小公司”格局的逐渐形成，部分没有技术含量和稳定客户的中小软件企业会面临倒闭。“解放号”的意义是使已有的高级软件人才在困境中为更多领域及服务来进行灵活用工。
但最关键的是变革软件行业资源配置图谱时推动行业走向更纵深处，“软件定制行业本身也需要产业互联网”。
居琰认为，产业互联网的实质是软件和信息技术对于传统行业的改造，作为改造行为推动者的软件行业本身也需要“工具”，他希望“解放号”未来能定位在软件行业的产业互联网平台。
“解放号”的愿景是“软件定义世界，解放号定义软件”，除了推动中国本土政企的数字转型外，还将借助“一带一路”的链接，将中国模式向海外输出，抓住世界数字转型的巨大空间和机会。
在居琰看来，虽然全球经济社会的全面线上化、数字化是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很多企业、行业、政府部门都在观望中，犹豫不决是否应该全面推进数字化的改造，这也是解放号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
令人意外的是，突如其来的疫情竟然成了全面数字化的最大推手。
目标：逆势增长100%
作为全国第一批为“抗疫”提供支援的企业，“解放号”在迅速推动援助计划的同时，也更加清楚的认知到其对软件行业的资源配置的影响力。
比如为了应对“急寻IT先锋！”、“急寻医疗场景技术开发、急寻群防群控和轻应用需求开发！”、“急募IT企业志愿者、急募定点医院需求开发……”等需求告急，“解放号”发布的“神兵计划”召集令，能汇聚全国IT资源，募集IT服务志愿者，为武汉及全国定点医院、社会组织、医疗企业提供IT运维和相关技术援助服务，开发各类医疗应急场景软件、小工具和应用定制，帮助采用IT手段加强病人诊治和疑似病例管理、医院物质调拨和医护人员安排等。
让居琰印象深刻的还有重庆“渝康码”的案例，在其大规模部署和应用当中，由于接口规范、开发时间等问题，传统的软件开发方式可能导致“渝康码”不能如期投入使用。
“解放号”短时间内在平台上找到重庆本地的供应商团队现场支持，同时在后台部署了由资深软件工程师组成的远程协助团队，混合编队协同作战。居琰说：“平台把散布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资源灵活地配置起来，这就是对‘解放号’平台作用的最佳解释。”
“解放号”仍在“战疫”，但疫情对软件行业的影响也许超乎“局外人”的想象。
居琰解释道，虽然现在社会的注意力都放在餐饮、娱乐等行业，但软件企业跟这些行业有个特质是一致的：最大的支出是人力成本。
缺乏现金流之际，依旧有固定的人力成本支出，“用生死攸关，这个形容词并不为过。”
但危中有机。甚至可以说，疫情造就的线上场景迁移，使得这个世界短暂地变平了，洼地崛起，山岳潜形，浪流冲刷出新的版图，万物生长于其上。
居琰认为，因此诞生的大量政企数字化转型的软件需求，会深切改变行业格局，也是定制软件企业与“解放号”平台的机会。
穿越危机，“解放号”的选择是暂时忘却疫情带来的损失，居琰想继续探索，去寻找机会。他为“解放号”定下了逆势增长100%的目标：争取2020年营收突破5亿。
“每一个时代的变革都离不开思考者的印记，每一次的国家振兴都需要探索者的前行。”——中软国际官网首页上的这句话，或许为“解放号”的行动标注了最鲜活的注脚。
注：文中相关企业信息及数据均由被采访者确认，创客公社仅作客观记录，已保留采访速记及录音。
